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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学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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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解国记  文章来源:  字体:   发布时间:2018-11-08 15:43:44

40年前的恢复高考,于知青而言,是黑暗中投射给他们的光芒。于社会治理而言,是公平正义的重建。

“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” 是人们对它最常见的评价。但其意义又何止于此。在当时,它是为后来社会转型、国家发展,提早培养储备人才;接下来的高考制度坚持和不断改进,又继续源源不断地满足国家改革开放的各种人力资源需求。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现代化人才供应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的盛景,绝对不可想象。所以说,它改变的是国家命运、中华民族的命运。

作为回乡知青的一员,自己得亲历其中,自然感慨良多。

下乡从计划到政治 知青红色大潮

1970年6月3日,我从本村的“戴帽初中”(村小学原地不动被上边指定戴个初中的帽子)毕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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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中念完不是接着去考高中(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高中),而是回自己家所在的农村生产队,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,称为“回乡知识青年”。

这种“悲催”之事,当时浑然不知,反倒觉得无上光荣、激动不已。当天的日记写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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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教导我们说: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

6月3号——多么不平凡的一天,也就是在这一天,我由于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,在党支部、贫管会、校革委的精心培育下,经过二年来的战斗洗礼和熏陶,我毕业了。这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,是贫下中农对自己精心培育的结果。

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玩孩子,成了一个初中学生,心里怎么能不如此激动啊!我感谢党和毛主席,感谢贫下中农对自己的精心培养。

我就要奔赴农业第一线了。在这前夕,我向我大队党支部表了决心,决心要以新党章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改造自己的世界观,争取加入党的队伍。

毛主席挥巨手我快速前进,/伟大的战略部署我要步步紧跟。/毛主席要我们接受再教育,/我毫不迟意(疑)回到农村里。/永不忘临行前的两天学习班,/党支部、贫管会的话句句说到我心里。/我下决心为我大队改面貌献出毕生力,/多打粮支持世界人民反帝。/啊!多少话也说不完我当时的心里话,/总之,我要甘当贫下中农小学生,/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。

那一天、那一个时段,那之前的1968年开始,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,像我一样响应“伟大战略部署”,抱一颗 “红心”回乡或离开城镇上山下乡者,数以千万计。知青红色浪潮规模之大,举世无双。

中小学毕业以后,农村学生回村(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早就隔绝了他们向城镇流走的通道),城镇学生绝大部分下乡,本来是计划经济导致逆城市化带来的无奈之策。“伟大战略部署”之前就已有之。

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院葛元仁文章:1949年,我国中学数量为4045所,在校学生103.9万人。到1966年,中学数量增长至55010所,在校学生1249.8万人。因为高中教育不能普及,平均只有37.1%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,大量的初中毕业生需要安排工作。

高中毕业生也不能都上大学。新中国成立时我高校一共205所,到1966年全国高校434所,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%。也就是说,90%以上的高中生也需要安排工作。

工矿企业的劳动力容纳量呢?根据1953-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,以第三个五年计划(1966-1970年)的重轻工业比例设置为例,即便全部用来安排中学毕业生,也只能容纳110.81万人,而“老三届”总共是1001.6万人,绝大部分都无业可就。

基于国情,葛元仁援引刘少奇1957年讲话说“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,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,必须参加生产”,“就全国来说,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,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”。1963年,周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,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,是城乡结合、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。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,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。1964年9月,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,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,以插队为主,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,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结合起来。(15年即到1980年,总计就是1700万人左右)。(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》2017年第28期)

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马昌海教授转引自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》(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,42页)资料,进一步补述说:1964年1月,中央书记处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。周恩来说,今后18年内,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,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。

依此说,这个计划从1964年订到了1982年(是七七、七八级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那一年哈!),每年将近200万知青插队。也就是说,即使没有文革,许多知青也是要上山下乡的。

但到了文革,上山下乡发生政治转向。尤其是有了1968年的“再教育”理论和最新指示,上山下乡计划便再也不提,而是席卷为全国政治运动。它是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,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,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、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”(196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《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》)。

强大的政治高压下,知青上山下乡的红色大潮空前绝后。仅1968-1969年,近5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(刘小萌著《中国知青史.大潮》,中国当代出版社,2009年2月版167页)。

1969年5月初党中央机关报高调宣告:全国在近半年期间,共有数百万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生,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。这是我国破天荒的伟大创举,是世界杯外围投注网站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,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再后来,这场运动被说成是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、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一项战略措施”;“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”说提出之后,上山下乡被抬到“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”、“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”、“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”的高度(同上,333、346、358页)。据,到上世纪70年代末,全国共有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;家在农村、毕业后回乡的知青可能更要数倍于城镇下乡知青。

年龄和知识面的原因,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上山下乡的国家计划,刚一懂点事就正好赶上上山下乡政治化的猛烈灌输。原来曾对“洗脑”一说不以为然,现在回过头来看,当时确实被铺天盖地的知青意义宣传彻底洗脑。日记里的东西,还真不是故意写点儿积极话来表明自己什么。洗脑后的内心,就是那样想的,甚至就是自己的信仰。我自己安装有一台两个三极管的半导体收音机,虽有“偷听敌台”“现行反革命”之剑高悬,仍几乎天天收听美国之音、自由中国之声、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反面广播,但这些宣传丝毫没有动摇我对文革和知青运动“意义”的认知——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,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”嘛!甚至直到推荐上大学梦破灭,我还硬撑“扎根农村干革命”的虚妄,居然有让村党支部划给我们青年突击队多少亩耕地,由我和其他几个青年人领着在那里搞生产,“不信干不成真正社会主义”的天真想法。

直到后来考上大学,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《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》的评论,才让自己如梦初醒。原来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发展迟缓、城镇吸纳劳动力极少,文革全盘否定教育十七年、砍杀停办各类高校,无视教育规律、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考大学等。

现在看来,所谓的上山下乡计划,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下,轻重工业服务业比例失调,什么都由政府包办的产物。所谓农业最能容纳劳动力,也是由于集体化体制压抑农村劳动力积极性,生产效率极其低下造成的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现代农业科技之后,农业劳动力迅速过剩外流,国家发展模式转由市场经济为主、农耕文明向城镇化迈进之后,不但农村中学生被城镇院校吸走,青壮年劳力甚至超过60岁的一部分老年劳动力,也都蜂拥入城打工,农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发展,农产品越来越丰盛的事实和逻辑,更让我们看清了当年知青红色大潮的现象与本质。

至于一直还有人寻找各种证据来论述它与工农相结合的意义有多大,给农村创造了多少财富,带去了多少城市文明,高唱青春如何无悔之歌等,我也不反对。我也知道知青运动对青年人了解国情民情,磨炼个人性格的作用。某种意义上说,我后来的成长也得益于那个时段逼出来的抗打击能力。但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,用“两害相较取其轻、两利相较取其重”的尺子掂量,孰是孰非恐怕一目了然。中断孩子们上学读书最佳年龄段,让他们去从事遥遥无期的农业体力劳动,是明智的代价选择吗?真正的出发点是要与工农结合、到农村接受“再教育”吗——本来说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,农民是受教育者,怎么又成了教育者?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,贫下中农是其同盟军,为什么不让知青直接接受更先进的工人阶级教育,退而求其次地让他们上山下乡回乡到农民那儿去?与工农结合、了解国情民情,难道就只有上山下乡回乡一条道?至于性格磨炼,恐怕就更不止那一条道吧。

这都是梦醒之语。让我还回到红色大潮沉浸中的周遭。

推荐从政治到后门 知青黑色沉沦

1970年,自己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,但回村劳动积极肯干。因为一方面是真的认为“大有可为”,另一方面是“表现好”了才可能有继续上学的机会——因为那时候要实行推荐制。

下地劳动不惜力,脏活累活抢着干。中午下晌了,社员们都回家了,自己还和其他伙伴“偷着”给队里干活——“做好人好事”。不但白天,有时候晚上也这样“做好人好事”。

这样的表现很快取得生产队信任,叫我当了政工员,就是给社员念文件读书读报。大队党支部也看上了我,叫我参加大队通讯报道组,给上面新闻媒体写稿子;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给群众编演节目。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,这“几大员”的工作自己也可以说干得有声有色。比如宣传队,编写演出了不少小节目以外,还参演《红灯记》选场,所扮鸠山很受称许。通讯报道工作,我学写消息通讯不久,稿子就被清丰县广播站采用播出了,这是其他通讯报道员干了好长时间都没做到的事。上边号召学哲学,我认真阅读了毛主席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》等主要篇目,且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体会写成稿子宣讲,被公社和县里迅速看上,让我到县里巡回讲用,录音由县广播站对全县播放,一时成为小有名气的清丰县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积极分子。

按说,这样的表现也算可以了吧,但没想到1971年推荐上高中,我居然名落孙山!

人各有志,人各有长。本来有条件继续读书、迫切渴望读书的,人家就偏偏灭掉你上学的机会。学习不好不愿读书而另有所长者,人家就偏偏推荐他上高中(有人被推荐上了最后自己放弃不上)。

此事之当头一棒,几乎把我打死。第一次领教推荐制便让我看透了它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口口声声的“立党为公”标榜,狠斗“私”字一闪念的大公无私宣教,都掩盖不住和抵挡不了冠冕堂皇下的人之本性!

亏得村党支部委员贾香竹、韩村五七中学教导干事黄鸿恩,看我还是个“才”,就让我在大家已上学两三个月之后又有了再读书机会,否则我一生向上之路,很可能早就断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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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毕业以后回乡同样积极参加劳动,比初中毕业回乡表现更好(初中时毕竟年龄幼小),无论最重的活(如起粪坑)还是最难的活,没有自己拿不下来的。于是生产队让我当了技术员。这样,一年四季各种农作物的播种栽植,中耕施肥,打药杀虫,无不由我来安排。当时已有农业技术水平还未能解决的问题,如谷子害虫杀灭效果欠佳和棉花落铃难题等,都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、思考,找到新途径的。甚至生产队电动机、柴油机上的毛病,大队扩音机广播大喇叭发不出应有音量等问题,自己都能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帮助解决。整个大队3个自然村的收音机、各家各户的舌簧或陶瓷压电式广播喇叭,有什么小毛病,也几乎都是我无偿给修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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踊跃参加大队活动也受到赏识。党支部让我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,办夜校,开展各种活动。团县委把我们树为典型,让各公社团委书记来这里开现场会,经验作为县委文件的附件下发。通讯报道比初中毕业后那一段更有进步,常被县委宣传部抽去写稿,消息被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,文章被河南日报署名刊登,作为积极分子出席安阳地区工农兵通讯报道经验交流会。

不客气地说,到回乡劳动锻炼满两年、可以参加工农兵学员推荐了的1975年时,我在我们那一茬回乡知青中,说名列前茅是不为过的。但有什么用——这时候社会上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,已经滥不可治。

据我自己的感知和有关资料:从1969年“九大”开过、各级革委会政权基本稳定了的1970年起,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就已经开刮。泛滥到1972年,中央开始整治,发出《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“走后门”现象的通知》,要求各地加强领导、严格办事,认真检查,将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一样看待,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,违反规定走后门的,除对有关干部严肃处理外,也要把学生退回。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40号和44号两个文件,禁止走后门当兵和走后门招工。上述三个文件的接连发出,说明“走后门”之风的泛滥已引起高层领导关注。但文件的作用如水泼沙地,根本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制止“走后门”。加之后来有伟大领袖“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,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”批示和相关文件的传达,批“走后门”活动戛然而止,此风益发而不可收拾,形成社会中难以割治的痈疽。(参见《中国知青史.大潮》334、343页)

我清晰记得,我们那个地方推荐时节的乱象。官员直接出手让自己的孩子上学、干部打招呼要推荐某某人上学、有钱人骑车骑“电驴子”连夜送礼让自己的关系人上学等,简直是乌烟瘴气昏天黑地。

在这样的情势下,我一个无权无势无关系的农家小儿,学习好、表现好顶个屁用。尽管事实早就证明我与我的“反革命”同学(攻击知青上山下乡等罪名,文革后平反参加工作)并无任何牵连,但还是仅仅走到公社推荐会亮了一下相就被拿下,上大学之路就这样被断送。

可悲的是,被洗脑的我已经是个“不觉死的鬼”,到这时候仍拿“扎根农村干革命”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理念宽慰和支撑自己,照样带领团员、青年组成突击队,起五更打黄昏平整土地,上夜校、打篮球,成天不亦乐乎。甚至还曾暗暗地想:如果大队划出多少亩耕地,完全由我们生产管理分配,建成一爿真正的社会主义样本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且这种思想当时还比较坚定,县里有单位循名找到我家,要我去县里做文字工作(临时工)都不干。

直至看到政治折腾越来越不受欢迎,村里干部群众普遍“腹反”,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渺茫,明眼人劝说“在哪里都能干革命”,爷爷奶奶吵着让答应县里招用,我才很不情愿地泪别农村。

之所以“很不情愿”,是心里还比较清楚另一个关键点:此一去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接受“再教育”积累,永远失去参与上大学推荐资格。以后只能沉沦底层,混吃混喝,随波逐流了。

因为对于回乡知青来说,他们只有上学一条路,不像下乡青年有被招工等离开农村的途径。记得那个时候清丰县要建化肥厂,招的一批正式工几乎全都是下乡知青。我推着一辆破自行车,眼睁睁看着几辆大卡车,拉着他们进县委党校参加培训,一路上说笑不断,高歌不停。彼时彼刻心里直叹社会的不公,不得不接受自己就得做下等人的残酷现实。

像我这样陷入绝望境地的,又何止一个。曾经同班过的一个同学,学习成绩也相当不错,在他们大队里的表现也很出色。走上推荐会讲台介绍自己的情况时,顶着一头麦糠,脸都没洗。一上场就特意说自己是刚从打麦场上中断劳动来的,明显是受1973年张铁生称自己负责生产队全面工作、“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”中根本没时间复习功课而交“白卷”的影响之举。但由于他也没门道,尽管费尽心机打扮自己,最后仍被淘汰出局。他从此一蹶不振,郁郁度日,在后来的车祸中命丧九泉。

下乡知青也不是都有权势、关系、门道,一些无依无靠的绝望者,要么傻等命运摆布,要么破罐子破摔自甘堕落,偷离、偷窃、犯罪等事件不断传出。

高考从废除到恢复 社会公平重建

我去县里的单位,先后是清丰县石油煤建公司和清丰县商业局。石油煤建公司是那个物资紧缺时代最好的公司之一。商业局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局,自行车手表烟糖医药食品煤炭等紧俏商品无不归它管。

到这两个单位打工,对很多人来说,那绝对是求之不得的事情,然而于我而言,两年多时间里,是我灵魂上最受折磨的阶段。不是领导、同事对我不好,反倒是经常关照和“委以重任”。重要材料重要剧目写作,重要文件重要讲话起草等都交给我干,年中年末评奖选优,几乎都有我份儿。主要是身份、身份差别中的所经所历,处处提示着你是老几。机关下班、人员退去,我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想那……

我恍惚自己的身份。我本来是农民,但已经不能硬梗梗说自己是农民的农民。那个具有接受“再教育”资本的农民,早已远我而去。我虽然干着机关的差事,可我不但不是正式人员,连合同工也不是,计划内的临时工也不是,叫“日工”“天工”可能更准确——因为你可以随时被清退。我每月只有36元的薪水,还要给生产队交5元钱公积金。机关里议论工龄、调级、家属房等事,我都悄然走开——知道那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

我当然更会想这个社会的不公。就能力而言,我不比同事差。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能干的我觉得自己都能干。我能干的活,他们有的却不一定干得下来。但社会地位上,人家就是人上人,自己啥也不是。县委宣传部通讯组乔怀军老师、团县委副书记常雪奎同志,说我是个没鼻儿的罐子——看着用着都很好,就是没法提。

于是我老想着自己飘忽不定的归宿,做着随时回家修理地球的准备。爷爷奶奶看我年龄已经不小,成天给我张罗寻媳妇的事。我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出未来在村里居家过日子的景状。

我知道了世态炎凉,知道了锅是铁铸,知道了社会的三六九等,知道了自己多轻多重,再也没有理想色彩的东西,更没了一点儿上大学的些微思绪。哀莫大于心死,我心死了。

就在我万念俱灰,准备庸碌无为一生之时,竟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惊天消息!

在有了过往的几次重大心理打击之后,我对任何事都不敢抱多大期望。看到有关报名要求,犹犹豫豫一段时间后,打算报名赌一把。我给商业局王树基局长、我所属的商业局办事组(就是局办公室,当时是革委会体制,都叫什么什么组)贾绍斌组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。两位领导立马同意和支持,说,好,这一段不给你安排工作,你好好复习吧。

局里说了,家里我可不敢说,怕爷爷奶奶心里受不住再折腾。这里我老是说爷爷奶奶,不提父母,是有原因的。我出生才几个月,20几岁的母亲就得“月间病”撒手人寰,临终托付我奶奶说:“娘啊,把国记当你个小儿吧”。由于没奶水,我饿得老是哇哇大哭。奶奶抱着我,全村里挨家挨户求有奶水人家让吃两口。今天从东头到西头,明天从西头到东头,有奶水人家都吃遍,而且不知道吃了人家多少遍。“合街里(全街里、全村里的意思)养了个国记”是当年村里的口头语。我几岁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,父亲又饿死在漫天大雪的野外,虚岁才34。为了拉巴我长大成人,爷爷奶奶费死了劲。知道我爱上学读书,不肯吃不肯喝,分分毛毛省下来供我交学费买书用。初中推荐高中被打下来时,我心里难受他们也难受。推荐大学失败后他们比我更难受。好不容易熬过来,不想上学这档子事了,我再说要考大学什么的,万一泡汤,再让老人跟着我受一次打击?不,我要自己抗这一赌!

趁个星期天,我骑车回农村老家,把压在纸箱子底下、永远都不会想到再看的老课本找出来,捆一下卡到自行车后衣架上,只对爷爷说:“爷爷,这一节儿,没啥急事,甭叫人到城里找我哈。”其他什么都没讲。

回到局里,立即没明没夜地干起来。白天食堂吃饭,去得最晚(不用排队耽搁时间),吃完最早。夜里床上睡觉,没脱过衣服没熄过灯,复习困了被子往上拉拉眯一会儿,醒了推开被子继续学。刷牙,三下两下比划一下就得。理发、洗澡全免。这样复习整整22天奔赴考场,参加了那历史性的一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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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完之后才有心思回味。

1977年12月21日,我在本子上写了一篇《高考杂忆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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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消息,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!今年高考进行重大改革,象(像)我这样的人也有了报考的资格!我知道,不是华主席粉碎“四人帮”,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想当年,“四人帮”称霸,人材(才)摧残。我有思想,却只能充作傻子;我有理想,只能埋在心底。那时候,我敢说,如果让我们全国革命青年来说话,大家所共有的,只能是对“四人帮”罪恶行径的讨伐!

翻开我过去用过的课本、作业,我用过的文具和其他。啊,多么面熟啊。我情不自仅(禁)喊着:我的老朋友,咱们又见面了。甚至,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,滴到了课本上……朋友啊,伙伴啊,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让咱们重见一面。

试卷,高考的试卷,我没有立即答题,而深情地捧着它。

一张高考试卷,似是十分平凡,但却来之不易。在“四害”横行的日子里,有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,有多少辛勤的园丁含冤忍辱……它凝聚着党的温暖,倾注了人民的希望。我必须……

好了,不要多想了,快答吧,争取交红卷,让党来挑选——我飞笔答卷。

写完以上的激动,我恢复平静。几次挫折的积习,又使我马上做着考不上的心理准备。第二天的接续《杂忆》写道:

个人主义虚荣心要不得,没有录取不丢人。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,放在哪里,都能放射出青春的光芒。录取了,继续深造,为革命多作贡献,是革命的需要;不被录取,继续留在岗位,在岗位上继续刻苦学知识,同样为革命作贡献,同样是革命的需要。总之,只要是坚持为人民服务,不管哪行哪业,都是革命的需要。否则,将是相反。

这里有两个例子:

高尔基没有上过一天大学,他却成为一名伟大作家,驰名世界。

张铁生却是上过两天大学,却人人嗤之以鼻,臭名远扬。

话虽这样说,但能被大学录取恐怕是每个参加高考者的梦想。“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,让人们在快要闷得透不过气时,看到那个小孔的光亮……谁都认为自己考得上,谁都没有彻底把握考得上。”(中国社科院学者雷颐语,《新京报》2017年7月31日A特10版)此言不虚。虽然觉得自己尽力复习答题了,但谁知道人家是不是比你做得更好?找判卷老师问情,祈求神明护佑;盼着录取结果早出来,又怕出来没有自己,还不如永远不出结果……那种焦虑和矛盾,不可言状。

而一旦佳音飞至,则要欣喜若狂。1978年2月25日中饭后,我正午休,突然外面“砰砰”敲门,是同事岳登发,他大喊:“国记,快接电话,请客!”“怎么啦?”“到文教局取大学通知书!”

是真的。那一刻,我连自行车都推得不利索了,差点倒了。骑到文教局,找到通知书,啊,是郑州大学,我最艳羡的大学!

梦想成真,思绪纷纷。学识局限,写《高考杂忆》时,不可能清楚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,口号式语言也显现出了当时的时代痕迹。但“翻开我过去用过的课本、作业,我用过的文具和其他。啊,多么面熟啊。我情不自仅(禁)喊着:我的老朋友,咱们又见面了。甚至,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,滴到了课本上……朋友啊,伙伴啊,是英明领袖华主席让咱们重见一面”的抒情,绝对是真挚的;“高考进行重大改革,象(像)我这样的人也有了报考的资格”,也道出了对恢复高考的一些朴素认识。

当通知书下来,并且知道自己是全县被录取上最好大学——郑州大学的4个考生之一时,回到家里一说爷爷咧嘴微笑,奶奶惊奇“小哎,你咋考上咧”时,我才顿感:这个录取结果与自己在那一茬知青中名列前茅的判断相符,高考给了我一个公平,社会给了我一个公平!

我并没有到过去的那个什么推荐会上自吹,更没有找门子运作、跑关系说情,就在考场答了两天卷子,便得上那年录取清丰县考生院校中最好的大学!

我的能力和尊严,再不被一帮不知安着什么心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,随意地蹂躏和糟践!

废除推荐,恢复高考,就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!

我禁不住写长诗一首,开头部分是这样的:

一阵阵春风吹绿了地,

一场场春雨洗蓝了天,

一回回踮起脚跟望啊,

云缝里可有早归的燕。

丁令令,电话铃响多清脆;

真切切,同志声声高呼传。

我蹒跚地推上自行车,

咚咚的心,似是跳到了喉边边。

取来了——分明是,

大学发来的通知书,

郑大的印章红又圆……

在奔赴郑大报道的列车上(1978年3月6日),再写几句:

春天年年到人间,

戊午春色最如艳。

涸辙之鲋兴春雨,

竟鲲展翅飞海瀚。

命运从个人到国家 历史伟大转折

高考让我绝处逢生。

大学给我打开知识宝藏的钥匙。

记者职业使我握上一支为民鼓呼之笔。

走上国家大报总编辑岗位,曾经受尽虚假意识形态欺骗的我,更知道怎样把党性人民性统一起来,办一张符合社会实际、引领社会前进的报纸。

从黑色沉沦绝望,到成为社会有用之才,无疑是我个人命运的重大转变。

千千万万高考上大学的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,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,有的成为人文学家思想家、自然理工科学家、企业家、各行各业管理领军人和实干家,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推进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,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,国民经济国民生活翻天覆地,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与那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(有人不同意此说并列出好多世界杯外围投注官网以证,他们可以继续坚持),多数人温饱不能自顾,去联合国开会凑全国所有银行仅得3.8万美元的路费相比,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转折?从把世界上的所谓“帝修反”皆树为敌,不断输出革命鼓动造反,高呼“天下大乱,形势大好”,到与世界接轨,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,引领世界经济前行,身体力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这不是历史的伟大转折?

几千万适龄读书青年成天在乡下从事笨重体力劳动,然后通过耍权势、走后门、东奔西走拉关系、交“白卷”等方式把一些人弄到高校。到了校里就“上大学”、“管大学”、“用……思想改造大学”,毕业后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”。一改革就说你复辟资本主义,一开放就说你与帝修反同流合污,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折腾得你什么也干不成……如果推荐不废,高考不复,我真不敢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!

当然,“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”——在那种大背景下,有的往往是逼良为娼下的无奈之举。推荐上大学的也有真才实学之人,更有成为国家栋梁、成为各行各业躯骨树干者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实事求是,不一概而论。

恢复高考改变命运,是一个时代的写照。今天,当高等教育已经普及时,它改变命运的功能便不再那么凸显,作为一种阶层上升的通道,已经变得越来越窄。所以,高考改革改进改善,选拔人才多元、科学,又成为需今人上上下下努力攻克的新课题。但无论怎样改,高考的基本主体都应该坚持,除非找到比它更公平公正的选拔手段。

附简历:解国记,河南清丰人,郑州大学毕业;中央党校、国防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专题班毕业结业。新华社高级记者,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,北京大学新传硕士专业兼职导师,郑州大学、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,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,郑州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。

曾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,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总编辑、党组书记。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,中国媒体品牌贡献终身成就人物。

小编提示:《河南文史资料》前不久刊发解国记《我的大学梦》,文中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他在清丰县农村的一些情况。经联系,作者又补充材料发本网,现分享给读者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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